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作為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莫礪鋒以《普及古典名著 弘揚傳統文化》為題進行了發(fā)言。就“如何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古典詩詞有何特殊價值”等問題，人民網記者對莫礪鋒教授進行了專訪。

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莫礪鋒。受訪者供圖

記者：什么是觀念文化？觀念文化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影響為什么至關重要？

莫礪鋒：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內容非常豐富。大致說來，它主要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與觀念文化三大類。

器物文化，包括與其共生的科技文化，總是不斷發(fā)展、后來居上的。萬里長城曾經有力地抵御了游牧民族對華夏的侵擾，今天我們仍可登臨長城來感受先民堅苦卓絕的精神，卻不會再去修筑類似的國防屏障。祖沖之是世界上最早將圓周率推算到小數點后七位的數學家，而且將這一紀錄保持了長達800年。今天我們仍會敬仰祖沖之的偉大成就及科學精神，但我們知道現代數學家借助計算機已將π值推算到小數點后十萬億位。

制度文化是隨著社會進步不斷演變、與時俱新的。歷代的書院曾經培養(yǎng)了無數英才，明代東林書院里那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著名對聯至今仍為人傳誦，但書院制顯然已經不合現代的教育體系。

當我們說要繼承傳統文化的精華時，最主要的對象應是觀念文化。觀念文化的成果集中體現在哲學、史學、文學、藝術、宗教等方面，它是整個文化體系中最核心的深層結構，是我們的祖先思考萬事萬物所形成的精神產品，是祖先的意識形態(tài)、價值判斷和思想結晶。

觀念文化是最穩(wěn)定的文明傳統，古人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又說“天不變，道亦不變”，說的就是這個道理。觀念文化是人們進行價值判斷的理論標準，它是中華傳統文化中最有價值的核心內容，它能為我們建設現代文明社會提供積極的思想資源。

記者：典籍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具有怎樣的人文精神和什么樣的社會價值？

莫礪鋒：對于中華傳統文化來說，觀念文化的主要載體便是用漢字書寫的大量古代典籍。《尚書》中記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從殷商以來，用漢字書寫的典籍浩如煙海，“經、史、子、集”四大類圖書的驚人數量便是明證。盡管有秦始皇焚書坑儒，還有歷代的戰(zhàn)火劫難，還是有很多古書保存下來了。

我們現在擁有數量巨大的古籍，也就是我們中華文化的經典。這些經典記錄了中華先民們精神生活的所有內容，他們的感受，他們的思考，都在漢字文本中得到高保真的記載，后人閱讀、理解也不很困難。汗牛充棟的大量典籍便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

中華典籍的思想價值和認識功能歷久彌新，它是溝通現代人與傳統文化的最便捷的橋梁，也是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們了解中華文化的最佳窗口。整理典籍，領會、闡釋典籍記載的文化精神，便是我們繼承傳統文化的最有效的手段。

記者：當代人文學者為何應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又該如何做到？

莫礪鋒：繼承傳統文化不是少數專業(yè)研究者的專利，而應該是全社會所有成員的共同義務。所以，古籍整理也并非僅與少數專業(yè)工作者有關的冷門學術，而應該是與全社會所有成員密切相關的偉大文化工程。

古籍整理的終極意義在于更好地闡釋傳統文化的精神，實現這個目標的具體手段則是對重要的中華典籍進行完整細密的文本整理，以及準確可靠的注釋和生動靈活的解說，從而將經典名著引入千家萬戶。

近年來，古籍整理最顯著的成果當然是那些大型文獻集成的編纂和著名古籍的校點，前者如《全宋詩》《全宋文》，后者如二十四史新校點本，這些成果有著巨大的學術意義和文化意義，但是它們基本上只是學術界的研讀對象，很少進入普通讀者的閱讀視野。換句話說，這些成果的意義基本上局限于學術象牙塔內，并未普及到整個社會。

我認為在當前的大形勢下，從事古籍整理的專業(yè)工作者應該做好兩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對典籍進行嚴格的文獻整理以及精深的學術研究，然后要做好認真負責的普及工作，兩者不可偏廢。因為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學術基礎，后者是前者發(fā)揮社會效益的必要傳播載體。

記者：您主張讓古籍走出學術“象牙塔”，走入千家萬戶，在當代社會里，古典詩詞對人們的生活和精神狀態(tài)有什么樣的特殊價值？

莫礪鋒：在長達三千多年的中國文學史中，發(fā)展最成熟的文學樣式首推詩歌。早在先秦時代，我們的祖先就提出了“詩言志”的觀點，成為中國詩歌的開山綱領。

中國古詩的主要內容就是吟詠人們的現實生活，抒發(fā)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產生的內心情志，它和以歌頌神靈為主要內容的古代西方史詩有根本的不同。正因如此，在中國古代，“詩言志”不是少數詩人的專利，而是全民族陶寫心聲的普遍方式。“詩言志”不是偶然情境中的靈感突現，而是一切生活場合中的抒情渠道。

從先秦時代起，作詩便成為普遍的文化活動。“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是說社會上層人士以詩歌為必備的技藝。而傳說中的“采詩”和“獻詩”制度則反映出社會下層的創(chuàng)作情形。從《詩經》與《楚辭》開始，中國詩歌歷經兩千多年從不間斷，從形式、內容到風格都得到了盡善盡美的充分發(fā)展。優(yōu)秀詩人燦若繁星，名章迥句美不勝收。中華文化賦予詩歌以無比強大的功能，成為深入人心的文化形態(tài)。

在中國歷史上，曾涌現出許多志士仁人，他們的生命火花為中華文化增輝添彩。當后人緬懷這些光輝人物時，詩歌往往成為最為耀眼的閃光點。行吟澤畔的屈原，飄泊江湖的杜甫，他們憑借其壯麗詩篇在中國人民心中獲得了永生。文天祥舍生取義的人格精神凝聚在“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兩句詩中，林則徐奮不顧身的報國熱情凝聚在“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兩句詩中，永遠激勵后人為正義事業(yè)而獻身。

可以說，沒有其它古代經典可以更簡潔而完整地表現志士仁人的一腔熱血，也沒有其它古代典籍可以更生動而在后人心頭烙上更深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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